注重干部教育培训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陕西省委党校就是一所沐浴革命烽火成长起来的具有87年光荣历史的红色学府，其前身是陕甘边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和陕北特委干部训练班（以下分别简称“陕甘边军政干校”和“陕北特委干训班”，“陕北特委干训班”从1935年1月起改为陕北特委党校），刘志丹、、马文瑞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先后兼任过校长。在我们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之际，缅怀这一段校史，明博体育APP对激励广大党校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阶段推动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革命失败后，为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发动武装起义的指示，1927年10月至1928年6月，陕西省委和地方党组织先后领导发动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和旬邑起义等系列武装斗争。特别是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武装反抗反动统治的第一枪。随后，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陕甘境内先后发动起义70多次。虽然这些起义都失败了，却积累了革命斗争的经验，探索出“梢山斗争”的正确道路，在陕甘两省偏远农村地区建立了工农武装和民主政权，开辟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4月后，两块根据地的23个县连成一体，组成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时期党在北方建立的最大的根据地，也是土地革命后期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虽然西北红军没有参加长征，但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牵制了大量的军队，客观上减轻了长征中红军的压力，为长征胜利和中国革命重心的转移提供了坚实的落脚点。曾高度评价陕北：“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这“两点”充分体现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

　　在根据地发展壮大的同时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干部匮乏且总体素质不高即是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根据地创立后，始终处于反革命势力的“围剿”之中，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受到严重的影响，一些县级苏维埃政权长期苦于干部不足，只能临时由几个贫雇农维持。而现有的干部也急需加以教育改造。1928年红石峡会议上，陕北特委采纳了刘志丹提出的“三色”革命建议——即搞武装斗争，可以有白色的（策反军队和民团），可以有灰色的（收编土匪武装，改造哥老会），可以有红色的（组织建立工农武装）。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西北地区革命武装得到快速发展。但由此也带来一个突出的问题，即大量“白色”和“灰色”人员参加革命后如何确保队伍的纯洁性。其实上述问题在同时期各个根据地内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故，六届二中全会后，中央指示各苏区中央分局尽快建立党校，专门负责各种人才的培养。在此背景下，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于1934年秋天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内分别成立了陕甘边军政干校和陕北特委干训班，正式揭开了西北地区党的干部教育培训事业的序幕。

　　1934年10月，陕甘边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在华池县南梁荔园堡正式建立，主要任务是培养部队的军政干部，也兼培养地方党政干部。学校在南梁共举办过3期培训班，第一期在华池县荔园堡，后两期迁至南梁地区豹子川的张家岔，共培训学员200多人。学校的主要课程为军事理论和实战演习、党内政治、政权建设、政策、文化课等，除军事课外其他课程经常根据实际情况而变动。1934年秋天，陕北特委干训班在清涧县二郎山举办，由陕北特委直接领导。干训班共办4期，每期10天，每批20人左右，共培训80余人。鉴于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干训班难以满足干部培训需求，从1935年1月起，陕北特委把干训班改为陕北特委党校，学制也改为2个月。先后举办了3期培训班，每期培训100人左右，主要学习上级党组织关于政权建设、土地分配的指示和法令、游击战争的基本知识等。1935年2月，西北工委成立后，两所学校统一由西北工委领导。1935年7月，陕甘边军政干校迁址延川县永坪镇，扩建为西北红军干部学校，重点培养军队干部，共举办2期，培训学员400多人。

　　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非常重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陕甘边特委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参与了军政干校办学工作。校长由陕甘边军委主席刘志丹兼任，政委由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兼任，军委参谋长吴岱峰担任副校长兼军事部主任。马文瑞、龚逢春、蔡子伟、张策、李登瀛、李启明、张宏殿等党政军领导担任兼职教员。刘志丹亲手制定教育方针，审定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亲自担任学校军事训练课的教学，并与、吴岱峰一起编写《军事教育大纲》《政治工作训令》等教材。吴岱峰、马文瑞、蔡子伟、张宏殿、吉合分别教授政治、语文、政权建设、军事等课程。陕北特委主要领导人谢子长、马明方、郭洪涛等经常关心和过问干训班工作，选派政治可靠且有一定办学经验的王士英、高长直2位担任特委干训班主任，抽调杨和亭、李景波、蔡子伟等负责授课任务。在病重期间，谢子长仍惦记着干训班工作，叮嘱来看望他的王士英一定要把干训班办好，培养更多有觉悟、有知识、能战斗的革命，并让王士英转达对干训班师生的问候，鼓励大家要团结一致，打开革命新局面。为创办好学校，谢子长和刘志丹2位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始人可谓是呕心沥血、苦心孤诣。不幸的是两人先后于1935年和1936年英年早逝，谢子长病逝时38岁，刘志丹牺牲时年仅32岁。评价谢子长为“民族英雄”“虽死犹生”，赞誉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西北红军干部学校与中央红军干校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同年11月，陕北特委党校并入中央党校。1936年10月，原陕北特委党校部分从中央党校中分离出来重新组建了陕北省委党校。虽然此后省委党校数次转隶和易名，但办学文脉一直延续至今。

　　一是开创了西北地区干部教育培训的先河，为党校办学树立了典范。无论是军政干校还是特委干训班，在办学之初就把坚持党的领导对党忠诚作为办学的政治灵魂，要求师生必须坚决维护党和政府的权威。党中央到陕北后，以刘志丹、等为代表的广大师生以实际行动坚决服从党，无条件服从党中央对西北红军以及红军学校和陕北特委党校的整编。针对一些因在“肃反”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私下发出的怨言，刘志丹、要求大家以大局为重，过去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一切取决于党中央的决定。他们的崇高政治品格和人格魅力深深地打动了每个人，大家立即投入到扩红和东征等繁忙的工作中去，从而确保党中央落脚陕北后很快打开了局面。这种坚定的“姓党”意识始终是党校办学的根本遵循，也是区别其他学校的根本标志。

　　二是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党政军领导骨干，为革命胜利提供了必要的人才保障。两所学校在1年多的时间里培养了近千名学员，他们毕业后分配到红军、游击队和地方政权中去，大部分成为西北党政军中的骨干力量。这支干部队伍是中国领导西北革命斗争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生力军，不仅为西北红军的壮大和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特殊贡献，而且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准备了宝贵的干部人才资源。其中涌现出的一批杰出师生如、马文瑞、张秀山、贺晋年、王世泰、张策、刘景范等更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再建殊勋。

　　三是创造出了一整套革命优良传统和作风，丰富了人的精神谱系。诞生于革命烽火中的2所学校办学条件极为艰苦。军政干校校址一直在深山梢林中，校舍全部是学员们自己动手挖的土窑洞，白天做教室，晚上做宿舍，门窗因陋就简，用木材和木棍做成，教学用具更是奇缺，没有黑板、课桌椅，纸和笔也少得可怜，学员们经常是挤坐在土炕上或者蹲坐在墙沿边听课学习。学校物质生活也很贫乏，主食是糜子面馍，蔬菜副食品很少吃到，师生们经常是干啃难以下咽的“黄米杠子”，即使如此，一天也只能吃上两顿。但就是在如此恶劣艰苦的环境中，师生们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同战斗，因为有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师生们不仅不觉得苦，反而革命热情高涨，充满了革命必胜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军政干校学员们创作的《五孔窑》真实记录了这一段难忘的学习生活：“喝的山泉水，吃的糜子面，睡的五孔窑，穿的军毛毡。上山去种地，下山把书念，敌人来‘围剿’，拿枪和他干”。陕北特委干训班和特委党校几乎就是随军办学，条件比军政干校还要艰苦。在1年多的办学过程中，校址因受战争影响而几度迁移，先后从清涧县迁驻子长县的向沟岔、柳渠、高家砭，以及延川永坪和子长瓦窑堡等地。正是在艰苦的革命磨砺中，包括2所学校在内的西北根据地的们培养出了“信念坚定、实事求是、一心为民、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为延安精神的孕育和形成提供了宝贵的红色基因，激励着一代代人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