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给母校捐赠的第1个10亿,将来我的第1个100亿,也要捐给北大!”
2021年3月3日,在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北大之友报告厅的讲台上,中公教育董事长李永新庄严地许下承诺。
在与会观众眼里,李永新不仅是他们慷慨解囊的校友,更是中国新晋的教育首富。
这位曾经靠北大助学金艰难度日的工人子弟,通过自己的努力,将中公教育打造成中国最大的公培训机构。
在2021年的高位时刻,中公的市值一度达到2687亿元,超过了新东方和好未来历史最好的成绩。
自2021年10 月宣布三季度亏损后,中公的股价开始一路下跌,截止目前,市值仅剩下345亿元。
和郭广昌一样,李永新也是家中同辈唯一的男丁。由于家庭困顿,父母后来只好把唯一的读书机会留给了他。
据李永新回忆,闯关东的父亲在1983年借了1万元创业,结果亏得一塌糊涂。这笔债务就像一座大山,在他们身上压了多年。
所以在那段雪上加霜的日子里,李永新的父母不得不经常挨家挨户为他筹借学费。
“孩子,学习是我们穷人唯一翻身的机会。”母亲鲁忠芳每次把学费交到李永新手中时都会再三叮咛。
看到父母佝偻卑微的身影,李永新暗下决心:他要逆天改命,让家人以后过上优渥的生活!
只不过当家人劝他走保守路线,报考免学费的军校或师范院校时,李永新自作主张了一回:“要上就上最好的,我要去北大!”
最终,19岁的李永新在1995年的秋天,如愿进入了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就读。
曹德旺少年时期饱受苦难,常常是有了上顿没下顿。所以时至今日,他依然我行我素地保持着贪吃贪喝的“不良嗜好”。
李永新也深有同感。在他的记忆里,北大食堂为贫困生提供的“三毛钱一份的虾米炒白菜”就是人间美味。
那时,他每个月只有100多元的生活费,可以用来吃饭的差不多有80元,是食堂免费的粥、汤、咸菜帮他度过了艰难时期。
李永新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后来他给北大捐资第一笔1亿元时,还特意要求分给后勤系统5000万元,以报当年的箪食之恩。
但当时和他一同争取唯一保研本专业名额的,是同宿舍最好的同学王振东。李永新不愿让这份友谊产生一丝隔阂,便主动放弃了这次机会。
不过有意思的是,王振东研究生毕业后也没有从政,先是进入教育培训行业,后来加入李永新团队,成为了他日后的左膀右臂。
之前提到,李父喜爱折腾。即使后来李永新晋身亿万富豪,他的那位老父亲依然不服老,仍在四处尝试各种项目。
也许是性格的遗传,也许是受到校友俞敏洪的影响,也许是想早点让家人过上富足的生活,李永新在放弃保研后,选择了当时少有人走的道路——创业。
要知道那时李永新已经得到联想、科利华、APC、蓝色光标等10多家大公司的青睐,但即使遭到家人的反对,他依然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程。
“北大一直教育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这种做主意识坚定了我创业的想法。”这是李永新后来官方的解释。
继1996年宣布取消大学生毕业分配的政策后,1999年的中国教育界又出现了重大变革。
上半年,原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出通知:决定在去年普通高等教育的招生基础上,在1999年扩招56.7万人。
在此背景下,李永新第一次创业的方向瞄准了素质教育,专门为大学生提供从入学到毕业全方位的服务。
相比同时期创业的马云、刘强东,作为“90年代十佳大学生代表”和“北京市优秀高校毕业生”的李永新,身上光环更加夺目,他的创业自然也格外惹人关注。
当时最受欢迎的央视《东方之子》栏目,就曾追踪报道过李永新。面对镜头,初出茅庐的李永新意气风发:
“我的目标是将来能有一座素质教育大楼。在这里,零到八十岁的人,不分年龄、不分层次,都能找到自己想学的东西。”
媒体曝光后,李永新很快引入了30万元的投资款,对方占股90%,他们管理团队则占股10%,新成立的公司取名为“新兴伟业”。
不过由于意见的不同、股权分配的不均,没过两个月,投资方就撤资离开,李永新的创业梦出师未捷身先死。
“这样的股权安排,一定是失败的。”李永新后来反思。面对记者的采访,他也直言:“我还能有什么感想,就是非常尴尬,非常丢人。”
不过尴尬归尴尬,李永新很快就调整好心态,发挥他父亲百折不饶的精神,继续寻找下一个项目。
往后两年里,李永新干过小学培训、奥数培训和计算机培训,也做过高考培训和高考复读培训,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都是小打小闹,无一成功。
“当年我们这个团队白手起家,几乎没什么钱。在学校的支持下,我们先是在研究生宿舍打游击创业。后来有了一些钱,就在北大资源宾馆办公。
但我们那时生意不太稳定,有时租个二十几平米的房间,有时又换回几平米,最后整个北大资源宾馆的房间我们都特别熟悉,明博体育哈哈。”
当时有许多学生找李永新原来北大的导师,求教公申论中的相关问题。知道李永新考过公务员,导师便把这个机会给了他。
一开始,李永新只是把它当成副业。后来发现自己辅导过的学生多数都上岸后,他才开始重视起来。
导师也再次提点他:“多数中国人还是向往铁饭碗的,公培训未来大有可为。”
在不断打磨线下公辅导课程的同时,他还在2002年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公门户网站——中国公咨讯网(简称中公网)。
次年,随着第一批扩招后的大学生毕业,考公的需求陡增,李永新便向母亲鲁忠芳借来3万元成立了中公教育,开始正规化运营。
与中公教育差不多时间进入公培训领域的,还有以图书出版起家的华图教育。未来两家机构在互相竞争中,逐渐成长为公考的两大巨头。
2004年,中公教育出版了国内第一套真正具有实战意义的公深度辅导系列图书,彻底改变了行业“看书无用论”的思想。
2002年,中公在互联网上线了第一个公远程辅导课程。在国考难度增加后,又继续推出深度的线下辅导课程。
而华图这个后来者则从名师授课破局。2005年,华图开创性地把“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内容分科打散,充分发挥各科老师的专长,开启了模块化教学先河。
中公也不甘示弱。2007年,它在国内首创的“面试特训课程”,让面试登上了公考培训舞台,也将行业推向了“高人才、高利润、高成长”的浪潮。
那时中公的老师不多,特训班老师则以李永新为主,后来他这样描述那时的繁忙:
“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我已经在课堂上呆了8个小时,连续三天都这样,每天喝12瓶咖啡。”
到了2008年,除了公考,中公还把业务品类扩充到了事业单位和教师的招录培训。
所以相对于华图教育的直营模式,中公则选择用代理模式在全国快速跑马圈地:代理商负责就地招生,中公负责出课程、师资和教材,最后进行利润分成。
从2005年开始,中公就陆续与30多家地方性培训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并率先在同行中完成全国布局。
与此同时,为配合各地招生,从2006年起,中公开始走进大学校园教育培训,推出公大型讲座,到处普及公基本知识,进一步提升了中公的品牌力。
据北京公网统计,2004-2008年,通过国考报名资格审查的人数分别为18.2万、31万、54万、74万、80万。
而到了2009年,国考报名人数更是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首次突破100万,此后8年的报考人数一直保持在百万以上。
截止2008年,中公教育年度面授人数已超过10万人次,俨然成为行业内响当当的头部品牌。
不过就在大家为中公的高速发展欢欣鼓舞时,李永新的内心却开始酝酿一场变革风暴。
一方面,有些代理商目光短浅,夸大宣传,胡乱承诺,导致最后无法顺利交付,甚至他们之间还会发生招生纠纷,严重影响了中公的口碑。
另一方面,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李永新认为只有制度化的教研和体系化的管理,才能摆脱对个别老师的依赖,才能让公司总体运行效率达到最佳。
而要想实现强管理,总部就必须有绝对的线年的一天,李永新把全国各地的代理商叫到北京开会,目的只有一个:将他们全部收编为直营,这个决定在现场立刻激起了一片反对。
顺丰王卫当年改加盟为直营时,也曾历经重重阻力。和王卫一样,李永新没有向他们妥协。
凭借个人威望和深入沟通,在一番“关、停、并、转”的操作下,李永新用两年时间实现了全国300多个代理机构的直营化。
与其他教育培训不同的是,招录培训的季节性、地域性、分散性极强。每天,全国各地的分校都要与中公总部产生不计其数的沟通。
为此,中公开发了相应的信息管理系统和响应机制。每时每刻,全国开什么班、配多少老师、招多少学生.........中公总部不但要审批,而且还要了如指掌,快速响应。
2020年5月13日,长沙市公安局在网站发布辅警招录公告。5小时内,中公就在内部渠道完成信息传播;24小时内,组织师资展开政策解读、规划课程安排;几天后,完成考纲、课程、试题的研发更新,并完成招生、调配师资,火速在长沙开班。
有人曾这样形容中公改革后的管控力:“别的公司如果下沉到县城,县城的员工是否上班明博体育,总部可能不知道。而在我们这,迟不迟到,总部都知道。”
当然,强力管控的同时,李永新也要求根据“一省一市一地一校一策”,给予大家一定的自主性。
中公教育设有行测、面试、申论等11个专业研究院,1个信息技术中心及总部下辖的31个地方研究院。
在教辅资料产出上,从2015年到2017年,分别达到2.13万套、2.91万套、8.04万套,可见其教研实力。
另外,中公做到了对老师选拔、培训、授课的标准化,不再依赖某个名师,具备规模化复制的基础。
但某种意义上,老师就像是流水线上的螺丝钉。中公后来超高的教师离职率,大概也是这种制度的反噬。
部分学员也曾抱怨过中公的课程:“感觉上课就是刷题、赶时间,老师就像是套路化、填鸭式地向我灌输知识,效果不是很好。”
中公对品牌形象相当重视。因此针对怎么问好、怎么送水、手放什么位置等对外服务细节,公司都有细致的规定和严密的奖惩。
经过两年的改革,中公教育在内部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全国联动、师资联动、资源共享、销售网络互通的一体化管理体系。
自2006年新东方赴美上市后,教培行业逐渐引起资本的注意。那时,华图教育的创始人易定宏便有了上市的想法。
这个想法到2009年便化为了行动。创业板的开闸是个历史性的机遇,在易定宏看来,如果华图能率先在资本市场融资,就能一举拉开和竞争对手的差距。
不过由于各种原因,自2009年起,华图先后6次冲击上市无果,最后在2019年才成功控股上市公司山鼎设计(300492),并改名华图山鼎,但华图教育的资产至今仍未注入后者。
频繁的冲击上市,让华图错过行业发展的黄金时期。而中公却凭借标准的一体化管理在全国攻城略地,狂追猛赶。
肉眼可见的变化是,中公员工数从2010年的不到1000人,迅速增长到2015年的1万人。其全国直营机构数,同期也从300多家增长到了近900家。
结果可想而知。2014年,中公的营收首次超过华图,达20.8亿元。2017年,中公的净利润再次超过华图,达5.2亿元。
当然,除了高度集中的一体化管理,中公业绩的快速增长还离不开一个利器,那就是协议班。
所谓协议班,是指部分招录类培训在报名时,培训方以“不过就退款”为前提,让考生先行缴纳报名费用。待考试成绩公布后,若考生未通过,则根据签订协议的不同,有的可100%全额退款,有的则扣除部分学杂费后退还。
由于交钱到退费之间存在几个月不等的时间差,所以中公账上就相当于多了大量免费的现金流,进而给中公带来不少稳定的理财投资收益。
因此,协议班既提高报名率,又给公司贡献了现金流和利息教育培训,简直是“一箭双雕”。
为了降低业务单一化的风险,同时寻找公司第二增长曲线年开始,中公开始向职业教育领域全面进军。
刚好,2017年9月1日,新《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正式实施,进一步提升了教育资产证券化的速度。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2019年2月21日,中公便借壳亚夏汽车成功在深交所上市。
相比于华图,中公教育的上市较为顺利,但背后的代价就是一份与亚夏汽车的严苛对赌协议:中公教育要在2018年至2020年这三年,分别实现9.3亿元、13亿元、16.5亿元的净利润。
据其2019年财报数据显示,中公在全国超过1,000个直营网点展开经营,覆盖300多个地级市,并正在快速向数千个县城和高校扩张。
另外,中公的收费也越来越高,白金班、钻石班、押题班、协议班........价格从3800到59800元不等。
从营收和净利润上看,中公2018年营收62.37亿元,净利润11.13亿元;2019年营收91.76亿元,同比增长47.12%,净利润18.05亿元,同比增长56.52%。
刚上市时,中公市值仅为500亿元。同年9月,便突破1000亿元,成为继好未来、新东方之后,第三家市值破千亿的民营教育公司。
而在中公合计持股占比达60%的李永新家族,则在2019、2020两年蝉联了中国民营教育的首富。
2021年3月3日,李永新和他创建的北京中公公益基金会,给北大捐赠10个亿,一举刷新了北大校友单笔捐赠历史记录。
据北京大学官方微信显示,这是李永新给北大的第三笔捐款。此前,他已经给北大捐了1.8亿元,累计已达11.8亿元。
这个数字已经占据北大一年受赠额的1/3。但在李永新看来还远远不够,他在捐赠仪式现场表示:
不过从中公财报来看,公司2020年的净利润都没有20亿元,李永新何来豪捐10亿元的底气?
从wind数据来看,李永新和母亲鲁忠芳在公司的持股比例分别是18.35%、41.36%。以中公教育2021年3月3日的总市值计算,他们两人手里持有的股票价值分别为832亿元和369亿元。
但这些股票只是堆在账面上的数字,李永新的“变现”主要通过股票质押和分红。
从2019年5月开始,李永新曾经11次质押手里的部分股份,其中7起已赎回,还有4起未解押。
当然,质押股票获取的资金更多用于公司运营,李永新的收入主要还是来源于公司的分红。
据wind数据显示,李永新及其母亲在2019和2020两年,从中公拿到近18亿元的现金分红。
期间,中公不但提前并超额完成对赌协议,市值在2021年2月飙升至2687亿的高位,李永新本人也问鼎全球教育首富,还向北大豪捐了10亿。
再加上公考形势一片大好,2021年国考报名人数更是超过了200万人,在行业市场占比超33%的中公,应该是继续高歌猛进。
2021年10月,中公教育公布三季报,上面的数字让股民大吃一惊。相比去年同期盈利13.2亿元,中公2021年前三季度净亏损8.9亿元。
截止目前,中公的市值仅剩345亿元,相比一年多前的历史高位,已经蒸发了近2300亿元。
前文说过,中公依靠协议班迅速打开公考的市场,这种模式给中公贡献了约75%的收入。
据《财经》记者调研结果显示,公考培训行业中,参加协议班且通过笔试的通过率约为20%-30%,面试通过率在50%左右。
“如果计算错误,或者预估过于乐观,非常容易入不敷出,最后。”一位公考培训行业高管表示。
一是课程品类多样化。明博体育学员如果在一门考试中失利,中公教育会劝说他转学其他职业考试课程,继续在内部消化。
二是投资理财。2到5万元不等的协议班让中公拥有了大笔无息贷款,可以用于投资理财,这部分收益抵消了不少运营成本。
三是控制协议班,特别是“不过全退”班的比例,以降低亏损和现金流的紧张。
不过2020年疫情的爆发和对赌协议的压力,还是让中公的动作发生了变形。
当时中公在长达五个月内都无法开展线下课程,公考开考时间也尚未确定,学员报名意愿低下,一时间经营陷入困顿。
但由于公考招录规模不能持续扩大,全退班基本只能增加成本负担,无法带来太多利润。中公此举的目的是抢夺市场份额,盘活现金流。
简单来说,就是中公为学员承担贷款利息,学员考试通过才需要还款,不通过则由中公教育偿还贷款。
然而,无论是“不过全退班”,还是“理享学贷款”,都是饮鸩止渴。它们短时间可以给中公带来巨大现金流,但长期来看,就是一块巨大的成本,不断侵蚀着中公的利润。
果然,在中公教育近日对深交所的回复函中我们看到,2021年中公教育总收款204.3亿元,总退费153亿元;2021年培训人次384.9万,退费人次162.1万。2021年退费比2020年增加52.88%。
这其中到底有多少人报的是“不过全退班”,甚至是它的升级版,我们不得而知。但中公已经醒悟,开始悬崖勒马。
2021年11月底,中公教育在全国骨干扩大会议上决定,“不过全退”的保过班模式由于占比过高,已影响到了公司利润规模,未来要回归商业本质,重视利润率,强化精细化运营。
所以自今年1月1日起,中公教育下架了所有“不过全退”的产品,协议班至少要收取三四千元的学费。
据《财经》报道,自2021年起,中公教育已着手降低理享学在收入中的占比,结合市场活动限量使用,不再鼓励学员贷款上课。
当然,除了协议班,由于对疫情形势的错判,中公在教学地产的投资和租赁上也相对激进。
2020年底,中公教育对外公布了两个大动作:一是以30亿元在北京市昌平区拍下一块住宅用地和一块多功能用地;二是定增融资不超过60亿元,拟在北京市怀柔区打造建筑面积为32.6万平方米的学习基地。
不过自2021年地产监管趋严后,中公的两项投资进展不利,最终耗费数亿元后无疾而终。
“去年的大起大落,好像几年的时间都浓缩在一年里了。”一位中公教育高层人士感慨,他希望公司保持更稳健的发展,把业务做得更扎实,以抵御市场与政策的风险。
他知恩图报,北大个人单笔最大捐赠记录便是最好的证明;他勤勉工作,至今仍在一线研究招考资料和真题;他生活朴素,一年就那么几件白衬衣换穿。
据中公教育高层人士向《财经》透露,目前他们的重心,是将主营业务招录考试培训恢复常态,降低退费率,提高利润率。
但正如新东方最近的浴火重生一样明博体育,我们希望看到中国更多深陷困境的个人和企业,能够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最终获得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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